坚定理想信念的人物素材-坚定理想信念人物素材

李时珍走出过繁华的集市，也曾在荒僻的深山老林里坐过几夜。
那时候他手里没笔卷墨，也没字典，就是对着山野草药，对着那棵棵长得歪歪扭扭的树木，像在跟它们合计药方。
你看不见他在四处张望，他实际上是从心眼里就滴着认真。他非要花大价钱请人，要把几百年前没录下来的药物全找出来，哪怕这人体格瘦骨嶙峋，叶子长得皱巴巴的，也要把它找齐。
有人骂他不是读书人，他不为这个，他这辈子就是想把这一草一木，从里到外都琢磨透，连个漏洞都补不上。 这就好比有人想把一根木头从中间锯开，为了搞清楚它到底断没断断，还得看木头有没有纹理，看纹路有没有断的地方，再拿去请匠人锯，锯完还得再仔细对照，看锯没锯对，看锯痕有没有歪斜。李时珍就是如此个“锯木头”的人，他不图快，他要找对路，找到那唯一能治本的办法。
后来替朝廷治病，他更是把这份“认真”发挥到了极致。有一次，老皇帝得了怪病，整个朝廷的人都急眼上火，都在问大夫，如何治得快。李时珍坐在角落里，没讲话，只是默默地把把药，端端地摆在那儿。皇帝急了，指着那些药问：“大夫，快说，能治吗？”李时珍没抬头，语气却稳得像山，把那些药重新摆一排，说：“药都摆在这，按这个法子煎好，喝了，明天您就能好个正着。”皇帝愣了下，看着那药，又看看这大夫，没再讲话，端起碗就把药喝了。喝完了，那怪病就停了，这大夫的名字也叫“李时珍”。 这故事里藏着个理儿：人要是想干大事，就得有颗“死磕”的心。 再说说钱钟书，他是个特别能“死磕”文学的人。
那时候他还没成名，写文章跟打官司似的，哪位挑衅他就如何驳。有一回他写诗被人日决，没钱买书，没钱请老师，他就自己在家，对着墙壁、对着窗台，对着蚂蚁搬家，琢磨诗到底该如何写。
有人骂他书呆子，他说：“书里有道理，我就不信人只凭一腔热血就能把道理讲出来。”他要把诗里的每一个字都嚼碎了，嚼透了，把那些晦涩难懂的词都变成大白话，让不懂诗的人也能读得懂，能明白为啥古人要如此写。他把自己那把“死”字写得极重，不是死板，是死心眼，只要不是真理，再贵的钱他也愿意花，哪怕花完之后自己也瘦了好多，也要把那本《诗话总编》抄完。 这背后的人生态度，实际上跟修路是一毛钱的道理。想修一条路，你不能只图快，得先把土填平，把坑洼堵死，再慢慢铺上碎石。钱钟书写诗，就是在那块硬骨头里钻，把那些难啃的壳子一层一层剥开，直到露出里面那最精华的骨头。他自己说：“我花了几十年，把诗里的字都嚼烂了。”这可不是嘴上说说，是实实在在花钱、花工夫、耗力气干出来的结局。 再往深里说，这种“死磕”精神，说到底是对真理的敬畏。
不管世界多大，不管道理多复杂，总得有一件事是确实。李时珍那些草药，未必人人能吃，但这是事实；钱钟书那些诗，未必人人能懂，但这是事实。你要是认定没必要去刨根问底，那就对不起那个“死”字，对不起你自己。 你看目前的年轻人，多少人为了追个热流量，把事做得像泡沫一样，没日没夜地玩，最终连个真本事都不剩。可李时珍、钱钟书他们，他们把日子过成了苦行僧，把才华藏进了药草里，把智慧刻进了文字里。他们不急着成名，不急着讲话，只是认准了那个方向，一步一步，哪怕慢得像蜗牛，也要走到终点。 这就让人想起那句老话：“板凳要坐十年冷，文章不写一句空。”想坐好那把板凳，就得先把自己那份“死磕”的态度摆正了，再踏实地去干。
不就是为了那一句“药能治本”吗？不就是为了那一句“诗能载道”吗？ 这就有些年头了，但这股劲儿，仿佛总能戳中人心。它告诉我们，别怕慢，别怕苦，别怕没结局。
只要你想把一件事做到极致，哪怕是一年，也是一辈子。出于真正的本事，压根儿不是在繁华里找到的，而是在那些看似枯燥、就连让人想拉倒的日子里，一点点磨出来的。 想想李时珍，他那一身“死”劲儿，是留给后人看的。想想钱钟书，他那句“我花了几十年”，是留给后人的勋章。他们这些人在烈火中涅槃，在寂寞里开花，用他们的方式，给那些浮躁的岁月，贴上了一块实实在在的标签：真，厚重，有骨气。 这故事讲完了，但“死磕”的精神还在呢。它不在别处，它就藏在你每一次面对艰难时的那一丝犹豫里，藏在你想要拉倒时的那次深呼吸里，藏在你为了一个想法，愿意熬过的每一个深夜里。 只要你心里那根“死磕”的念头还在，对了，你自然就能把路走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