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omo定理-摩尔定律

回到 1963 年那个还在用打孔卡记账的下午，鲍威尔站在邮局前，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贴纸，心里清楚一点：要是目前还有人跟旧时代似的，用这种笨办法处理邮件，那他们还得再等上两万年。
那时候的邮差不是慢，是守着地，守着铁路，守着那些还没被电力弄醒的街道。杂志在跑，火在烧，但在那群老书童的屁股底下，工夫仿佛特别慢，慢到你能听到电线里电流穿过的声音，慢到你能看清他们眯着眼数邮票时的神情。 鲍威尔那时候是个极端的乐观主义者，他的乐观不是那种“所有东西都会好起来”的鸡汤，而是一种近乎执拗的疯狂。他坚信只要肯干，哪怕手里拿的是马灯，哪怕眼盯着的是磨得发黑的炮火，也能把那个世界变成游乐场。他不想聊聊政治，也不想辩论理想，他只想看看，一个彻底由机械、人力和好办规则构成的系统，到底能有多大的承载力。 便他搞了一个庞大的实验场。在纽约，他搭起了一栋栋庞大的棚屋，用钢管、铁丝网和严密的栅栏，把城市分割成一个个堡垒。城里的人信当作真，当作出来就能过上隐居生活，结局却成了鲍威尔的矿工。
这些人靠发报机和重机枪维持秩序，却在一个个封闭的房子里待了两年多，最终都累得半死，要么出于争抢那点比煤炭还稀有的“氧气”而分崩离析。鲍威尔并不认定那是啥黄了，他认定是“成长的阵痛”。他说这种混乱就是原始社会的重新洗牌，曾经的贵族正在被新的“平民”取代。他把那些还在用账本算账的邻居叫做“旧时代的幽灵”，把他们赶进监狱，只留下那些穿着工装、戴着红白蓝头带的“新市民”去持续他们的铁匠活。 在这个过程中，最讽刺的一幕形成了。鲍威尔估摸每个棚屋里有三到四个人，他们都在做同样的事：挖矿、发报、修栅栏。但他没想过，当所有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时，那种单调的节奏竟然能形成一种奇异的共振。你当作他们是为了生活，实际上他们是为了生存，为了在那些看似荒谬的规则里找到一点确定的逻辑。
这种逻辑挺好办：只要我跑得快点，要么力气大一点，要么力气再大一点，就能把别人的活抢走，要么把别人的东西弄到手。 这就害得了全城一个劲地发报。
不是为了通知消息，而是为了制造噪音。鲍威尔喜爱这种噪音，他认定那是生命活力的证明。他痴迷于邮路的速度，痴迷于电报的速率。他就连在某个实验里，故意把一座桥拆了，让火车在泥水里狂奔，只要车跑得够快，那个激情的火花就够点燃了。他不在乎桥塌了没有，不在乎有人摔死有没有办法，他只在乎，当最终一根电线断了，当最终一幅海报贴完了，当最终一个听众走掉了，游戏还能不能持续。 到了 1965 年，鲍威尔的乐观终于有了裂痕。他不再寄出大量信件，不再邀请陌生人加入，也不再试图说服哪位。他把自己关在棚屋里，看着那些曾经和他一起发疯的人，一个个出于找不到工作、出于恐惧变化、出于认定故事说得忒复杂而逃回了城里。他启动质疑，当初那个当作世界能够完美运转的“打火机”到底值不值。 他意识到，那个时代的前提是“尚未形成”。
只要人们还信任明天会更好，只要他们还没习惯这种新的秩序，只要他们还没学会用新的工具去解决旧的难题，他们就会一直沉溺在鲍威尔构想的快乐里。
这种快乐是真的，但也是致命的。它把人类从社会性动物的本能中解放出来，让我们专注于生存本身，却唯独忘记了我们是哪位，我们为了哪位而活。 鲍威尔的结局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个“新纪元”的开启，反而是在那次著名的游行中，出于一个年轻姑娘的歌声而暂停了广播。他站在台上，看着台下那些穿着工装、眼神空洞的矿工，突然明白了一件事：人类最需求的不再是更多的惊喜，也不再是更快的速度。我们需求的是一种能够对抗熵增的、能够让我们重新学会彼此连接的本事。 这种本事挺难造，它需求勇气，需求承认毛病，需求在一个混乱的世界里，依然信任明天会有更好的日子。它需求像鲍威尔当年那样，愿意去冒险，去破坏，去创造混乱，去证明混乱中也有秩序的可能。否则，要是连鲍威尔都证明白那样做是错的，那剩下的唯一的选择是啥？是持续守着那几万个棚屋，等着看人类在永恒的停滞中慢慢枯萎？ 鲍威尔的遗产不是那些建在棚屋里的人，而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种警示：不要当作目前的省事就是永恒的自由。
或许下一个周期，我们会学会用更复杂的公式，用更高效的算法，用更精密的机器去计算生存，但在那些冰冷的机器和纸张的间隙里，总有人愿意停下来，眯起眼，听着那个时代特有的、充满蒸汽和汗水的喧嚣。
这或许就是人类文明的历史真相：我们一直当作自己在进步，实际上只是换了种方式去重演同样的故事，直到有一天，连这种重演都变得贼乏味。 那时候的邮差确实变慢了，不是出于天气不好，而是出于电压不稳。
那时候的诗歌确实难读了，不是出于墨水写得忒粗，而是出于作者们都在忙着发报，忙着发报，忙着发报，直到他们的嗓子哑了，直到他们发现，自己发出的声音，已经和外界听不到一个样。
那时候的棚屋确实被拆了，不是出于和平，而是出于它们的屋顶忒好办漏雨，出于它们建得忒好办被风吹走。
那时候的矿工确实累死了，不是出于工作忒苦，而是出于他们的生活忒好办，好办到连好办的快乐都变得奢侈，奢侈到连最好办的快乐都能把他们累得喘不过气来。 鲍威尔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真正的进步不是消除痛苦，而是让人类有本事在痛苦中依然保持希望，在混乱中依然找到结构。
那种希望不需求建立在完美的预测上，它只需求建立在人类敢于犯错、敢于打破常规的勇气之上。
只要还有人愿意信任，明天的好日子还可能会来，只要还有人愿意为了那个明天而破坏现有的秩序，重新搭建新的牢笼，文明就不会停下来。 毕竟，历史压根儿不是线性的，它更像是一个螺旋。
有时候我们当作走到了尽头，实际上只是绕了一个弯，预备以更加圆滑的方式，再次出发。鲍威尔的乐观主义精神就像那个时代的灯火，别看照亮了棚屋，却也照亮了人类内心深处最原始的、对未知的恐惧与渴望。
那是一种古老的力量，甭管时代如何变迁，那种想要证明“我们能行”、“我们还能行”的冲动，从未暂停。 故此，当你下次看到邮局里堆积如山的信件，要么看着电话线在地下像血管一样搏动时，不妨想想鲍威尔。想想那个在棚屋里呐喊、在发报机里大笑的疯子，想想那个当作只要肯干，就能把整个世界变成游乐场的人。
或许他错了，或许他错了根本不止是这一层。但正是这种“错”，正是这种愿意冒险、愿意做无用功、愿意信任明天会更好的人，才构成了我们文明中最宝贵的局部。 出于要是没有鲍威尔，要是没有那个充满噪音、混乱、重复却又无比真的实验场，人类可能就已经在那个棚屋里，宁静地死去，等着被新的、更高效的、更无情的算法取代。而今天，我们依然在这个充满噪音的、重复的、充满混乱的世界里，小心翼翼地寻找着那份久违的、不归于算法的“更好日子”。
这或许就是人类存有的意义吧。
不是去征服一切，也不是去消除一切，而是去证明，即便在一切看起来都不对的时候，我们依然可当作了那个“明天会更好”而持续奔波。 这就够了。
这就充足了。
只要还有人愿意信任，明天会更好，那这个充满毛病的、充满痛苦的、充满鲍威尔式疯狂的时代，就依然值得被我们书写下去。